10年前，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步入“不惑”之年，中国经济正在孕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个过程中，如何完善和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再次成为重要议题。

然而，金融一方面能够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能伤害实体经济。比如10年前的金融危机，就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重挫。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夏斌曾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放眼中国与世界经济，夏斌认为，10年前的繁荣是国内外大环境共同造就的，如今国际形势变化，那条路已经没法再走下去。中国生产率水平在2008年之后显著衰退，与低效率企业未退出市场有重大关系。很多僵尸企业至今没退出，导致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利用率下降。国有企业在效率上低于民营企业几乎是学界共识，但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占有金融资源也是客观事实。持续亏损的国企不能及时退出，不仅会降低资源利用效率，更重要的还会扰乱市场秩序。夏斌指出，在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时，金融改革超前了，就是在自娱自乐。

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改革不可分割，不管是哪一项改革滞后，都将使得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落空。在实体经济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放松金融并不会使得资金这个资源得到非常有效的配置。

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出路不在于货币信用手段

澎湃新闻：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大家都称，美国汲取了1929-1933年教训，及时采取了宏观政策予以应对。为什么10年快过去了，世界经济还是萎靡不振，这里又能引出什么重要启示？

夏斌：在经历2007年前的世界经济繁荣后，2008年大泡沫突然破了，来势凶猛，“百年一遇”，当时世界一派恐慌。在那情况下，确实好歹前有1929-1933年大萧条教训，即后来宏观经济学上认为的：大萧条是由于过于信奉了古典经济学市场出清理论，针对当时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未及时干预。由此，后来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兴盛起来。

因为有了那次教训，当又一次“百年一遇”大危机来临时，美国立即怂恿各个大国齐力放松货币政策。当然“美国生病，中国也吃药（吃多了些）”。总算在2009年前后未让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时那样的恐慌局面。大萧条时，美国国民收入下降幅度超30%，失业率上升8倍，高达25.2%。2008-2009年美国单个季度GDP也快速下降，但是各主要大国失业率还能维持在10%左右，没有出现大萧条时期那样的惨烈景象。

最难熬的日子是过去了。但是上次大萧条从1929年开始，历经五年，到1934年美国经济就恢复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次大危机自2007年迄今已10年过去了，经济还在衰退与复苏的摇摆困境中，确实时间够长的。而且，迄今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各地由危机而产生的反全球化浪潮，以及由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似乎此起彼伏，甚至包括美国，都发生了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最近有些城市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暴动。为什么？如果说吸取大萧条教训，当危机来临时，主动动用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从今天看同时也必须看到的是，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作用是有限度的。要让经济真正从危机中复苏，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形成，还是要靠基于市场基本出清基础上的结构调整，要靠技术创新。在货币信用问题上，不能走极端。长期的、过度的货币扩张刺激，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如果说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已长达10年的时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要当心出现“教训之教训”，即既要吸取过去过于紧缩的教训，又要吸取基于过去紧缩教训基础上的过于宽松政策的教训。不管穷国还是富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出路不在于政府人为调控的货币信用手段，而在于一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因此，在我国当前，如果实体经济改革不力，市场不出清，僵尸企业不出局，过剩的产能、资产泡沫不解决，仅靠放松金融，并不会使资金这个资源在全社会得到非常有效的配置。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金融改革超前了，只能是在自娱自乐。

澎湃新闻：那您对当前大家议论的“脱实入虚”现象又是怎么理解的？

所以说，如果深度分析“脱实入虚”的问题，一是2013年后的实体经济消化不了仍是两位数增长的M2供给速度。二是“房子是用来住”的属性未规范、未体现，中国经济总体上又被房市绑架，因此存在过多的货币供给为大量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逃避相关监管最终“入虚”提供了空间，为金融资产（包括房市）的自娱自乐服务。三是金融协调监管又滞后了，缺失大宏观的审慎监管理念，监管成了“市场的尾巴”。

夏斌：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看到，这个矛盾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中，每当宏观经济运行遇到较大矛盾与问题时，这个问题往往被大家提起，引起争议。说明这一关系在改革实践中确实不是很容易把握好。

说具体点，今天中央讲金融稳、经济稳，是告诫我们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首先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是因为看到了当前经济领域中突出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一行三会”各个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以前几年从未有过的姿态在较短时间内再三强调抓监管，意味着前几年的监管特别是协调监管不够得力，滞后了，出现了不少“无序金融创新”。现在即使是又一次“亡羊补牢”，也只能不惜成本。已是出于无奈。

澎湃新闻：那么现在严厉的监管是否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夏斌：基于前几年部分的无序金融创新和已积累的不少风险，当前加强监管是必需的，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即使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发展会有所影响，也是必需的，长痛不如短痛，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有利的。这个结局是由过去发展而形成的。就今天而言，是基于过去已积累的风险事实的一个判断。当然，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释放风险要讲究策略，防止在进一步加强监管中引爆更大的风险。